当前人大内部严重的行政化、人大议事规则的不健全、人大代表立法调查手段和技术的落后等削弱了人大审议和表决的能力，削减了人大在立法中的话语权。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鉴于事前告知、听证、回避、公开已成为中国官方 与学界界定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与英美各国正当程序原则亦具有统一性，我们可以将事前告知、回避、听证与公开当作衡量与检测不利行政行为程序正当性的统一规范标尺[9]。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要求剥夺研究补助金应获得与剥夺残疾保障金同等程度的程序保护。随后法院评估了通过既定程序错误剥夺私人利益的风险，以及可能的附加或替代程序保障的价值。⑧因为纪律人员亲眼目睹了构成指控基础的行为，在这种情境下即使校方提供较为正式的听证程序，也只能增加很少的事实发现功能，或者说也只能发挥与现行非正式听证程序相当的功效，因此没有必要适用更为复杂的正式听证程序。最后要强调的是，以上三个阶段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只有当既定程序能够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检测时，它才真正存在程序漏洞。与上述两个标准相比，Mathews标准既可以用于分析听证程序是否充分，亦可以用于分析其他程序是否正当，而且它所检测的各因素之间具有内在逻辑性。
因此，这里介绍一些域外的判例，以供参考。不利行政行为程序规范的上述特质为不利行政行为程序漏洞的认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利行政行为程序规范既然是源自正当程序原则的一种程序性基本权利，那么与之相关的程序规定就不仅不能以成文法所规定的程序为限，还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根据行政程序规范自身特点和内部结构建构行政程序漏洞认定与填补的理论与方法。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行政事务有繁简之分，不能对所有不利行政行为都采用一样的行政程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认定标准。程序漏洞的发现可有两个路径：一是主动发现漏洞的标准比较法，二是被动发现漏洞的需求应对法。与上述两个标准相比，Mathews标准既可以用于分析听证程序是否充分，亦可以用于分析其他程序是否正当，而且它所检测的各因素之间具有内在逻辑性。
但是，对于下落已知的受益人而言，仅公告形式发布的通知，不能作为裁定剥夺他们实质财产权的依据，因为受托人的手边有这些受益人的姓名和地址，在这种情况下，至少通过发送普通邮件的方式通知他们是可行的。成本太高，不仅影响程序的效率,还会对程序正义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③中国《宪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中国《宪法》第40条③和第125条④。虽然从理论上而言，标准比较法与需求应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定方法，但是在实际应用时，两者常常合二为一 ，标准比较法最终还得回归到需求应对法上来。譬如，剥夺研究补助金与剥夺残疾保障金，很显然剥夺研究补助金对个人影响的实质程度远不及剥夺残疾保障金，即使前者在金额上往往超过后者。
二、不利行政行为程序漏洞的发现 发现是认定的前提，认定是对所发现事实的真实性的考察。虽然中国并无遵守自然法的传统，宪法也并未将正当程序权明确列举于宪法文本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它就不属于基本权利范畴。⑦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分析，法院最后认为，提交与案件相关的书面证明资料是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利害关系人提交的材料，并就决定理由予以说明，若此，行政程序即达到正当的标准。（二）不利行政行为的程序规范是一种程序性基本权利 程序权与实体权相对应，最初表现为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包括请求进入法院的权利、请求法律上法官的权利、请求法院听审的权利、在人身自由受限时请求依法定程序处理的权利，由于这些权利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组织和程序的建制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称为程序权[3]。
之后，她在加拿大生育了4个孩子并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主要是由于不利行政行为程序漏洞的认定与填补所欲达成的价值目标具有一致性：即维护程序的正当性，维护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基本程序权利，以实现社会基本的正义。
在这一阶段，需要全面衡量增加额外程序或适用复杂程序的成本因素，包括政府所投入的行政成本和财政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和参与其中的个人所要负担的程序成本。就Baker的主张，法院指出在具体判断某项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时，须分别考虑五方面因素：第一，拟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属性，这里主要指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的相似程度，行政行为越近似于司法行为，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就越高;第二，法律是否为行政行为提供救济程序，救济程序越少，或行政行为越具有终局性，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就越高;第三，行政行为对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影响程度，影响越大，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就越高;第四，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期待，若申请人已对行政行为的做出形成合法期待，挫伤这种期待时，程序应当具有正当性;第五，行政机关对程序是否具有选择权，如有则应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尤其当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对于程序选择具有专业优势时。
（2）要求告知拟议行为及理由的权利。总体来看，它用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回避制度）等来保证程序结果的不可先定性，用听取对方的意见（听证制度）等来保证客观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于程序结果的决定性，用事前告知、说明理由、送达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来保证程序的公开性，而这些要求也正是中国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阐述程序正当原则时以及人民法院审查正当程序类案件时的基本要求。最后，法院对社会保障局必须在终止残疾福利之前提供正式听证程序这一司法判断是否会增加行政成本进行了评估。这些成本包括：实施正式听证所需的行政成本与允许受益人继续领取福利金直到根据正式听证的笔录作出终止权力决定可能造成的成本。对复杂而重要的行政事务采用简单程序，有违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正当程序与其他法律规则不同，它不是与时间、空间和条件无关的固定内容的技术性概念。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在自然法思想中，正当程序权属于自然权利范畴，是无须证明的天理所在。
具体操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评估成文法规定的程序是否足以保护个人利益。在行政法上，行政程序是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二者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行为不同，则与之相关的程序规范亦不同。
关键词： 不利行政行为。⑨虽然增加自动听证程序可以使寄养儿童的利益获得更充分的保护，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会导致社会成本增高：如果寄养父母必须参与复杂的程序才能从收养计划中解脱出来，那么必然会导致很少有家庭愿意收养儿童的结果，这样势必会造成寄养父母更大的短缺，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额外行政负担。
（2）告知其本人被指控的罪过的权利。该案的当事人Mavis Baker女士是牙买加人，她于1981年到加拿大旅游，并趁机非法滞留。本案的被上诉人汉诺威中央银行与信托公司于1946年1月根据《纽约银行法》设立了一个普通信托基金，后于1947年3月向法院请求将其第一笔账户作为普通受托人进行清算。与民法漏洞不同的是行政法漏洞有实体与程序之分。
第二，法律规范的欠缺违反了法律调整的预期计划[6]。（二）个案标准 个案标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具体情境下，究竟需要提供何种程度的程序保护才是正当的。
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摘要： 法律漏洞是制定法自始至终在所难免的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先认定，残疾福利受益人的利益要小于抚养儿童家庭援助受益人的利益，因为大多数残疾福利受益人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在Goss v. Lopez案中，非正式的简短会谈足以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汉诺威中央银行和信托公司的通知方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⑧因为纪律人员亲眼目睹了构成指控基础的行为，在这种情境下即使校方提供较为正式的听证程序，也只能增加很少的事实发现功能，或者说也只能发挥与现行非正式听证程序相当的功效，因此没有必要适用更为复杂的正式听证程序。很明显，地方法院在对本案中的程序进行成本利益分析时，遗漏了社会成本这一重要因素。这是判断不利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漏洞的最后一个阶段。
正当程序原则源自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其核心内容为①：（1）由一个没有偏私的裁判机构裁定的权利。这种差异性深刻影响着有利与不利行政行为实体与程序漏洞的认定与填补，并通过行政法漏洞认定与填补理论与方法加以体现。
虽然正当程序具有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不要求司法机关提供具体详细的个案认定标准，但是肯定需要提供有意义的、可辨识的个案标准，以指导实践中的法律适用。Baker因此提起诉讼，认为移民局驳回请求前，未给予她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未告知她的孩子和孩子的父亲并通知他们提供相关资料，也未告知他们享有听证和聘请律师的权利，且决定未说明理由，因此程序没有达到公正标准。
因此，当我们明确了不利行政行为程序漏洞的认定标准，也就等于解决了程序漏洞的填补问题。因为残疾人康复与否要依据常规的、标准的、无偏袒的医学报告来确定，口头听证程序并不能实质性地提高事实认定过程的准确性。